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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唐谈“万物生长”三部曲:我的坏在书里用完了

新京报


2010年05月19日 12:27 来源:新京报 

冯唐的写作训练来自其职业生涯里对周围环境的细心观察。蔡小川 摄

个人文集出版,不惑之年创作转型,接受本报采访,谈“万物生长”三部曲

冯唐:我的坏在书里用完了

日前,冯唐文集出版,同时,这个被称作“70后第一写手”的人也迎来了自己四十岁的生日。冯唐在他的成长三部曲中,为我们描述出一个少年懵懂、躁动、不安的青春生涯,也成为一代北京孩子的成长写照。与传统作家不同的是,协和妇产科博士以及麦肯锡前合伙人的头衔,让冯唐完全不用靠“码字”来维持生活。在写完《北京北京》之后,冯唐说,他打算开始写历史小说。对于四十岁这个年纪,告别青春,步入历史,或许正是时候。本版采写/本报记者 刘玮

  【谈成长三部曲】 这些小说是半自传

  新京报:从《欢喜》到“万物生长三部曲”最后一部《北京北京》,都是在写一个人的故事。虽然你也说,书中写的不是自传,但难免还是会被人比较,甚至对号入座,书中有多少写的是真的,多少是虚构的?

  冯唐:如果说真实,书里写的全是真实。因为我的写作没有其他负担,所以剩下唯一的负担就是还原真实。当然里面有夸张,有选择,有对照,但是这些赋比兴都为了还原真实。里面的人、物、事件都是真实的,但是不一定按照当时的顺序和轻重,这些改变也是为了更好地还原真实。如果说不真实,书里写的全是虚构。写作本身就是虚构,哪怕你写的是你刚刚喝的一杯茶,你写出来的是文字,不是喝的那杯茶。你的手指指向了月亮,但是手指永远不是月亮。综合起来说,这些小说是基于我个人经历和观察的半自传。整体清楚,个体模糊———也是故意的。这种故意也是中国历来的传统,向来最好的中国山水画里,个体人物永远面目模糊,但是你知道画家想告诉你什么样的感觉,你知道这个面目模糊的人在想什么。本来,我立下过誓言,在《北京北京》之后,只写历史小说,不再基于我的个人经历和观察。但在写手上这个《不二》和《天下卵》的过程中发现,无论怎么写,一个老实的作者写作时只能基于个人的经历和观察,所谓想象,都是现实。

  新京报:很多读者看完《北京北京》后认为你的小说太过自我了。

  冯唐:惟有太自我才能深入,惟有深入个体才能真正挖出人性的普遍特征。如果对于这类努力没有兴趣,可以去读金庸或者《读者文摘》。

  新京报:《万物生长》中描写了许多成长的波折,对你来说,创伤的本质是什么?

  冯唐:创伤的本质是破坏,是生长。不破不立,破必然造成伤害。在生长期,痛比不痛要强。

  新京报: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青春做一个记录,你在写“三部曲”的时候,有想过是要纪念自己的青春吗?

  冯唐:第一,是为了发泄。这样的日子过后,有东西堵在心里,肿胀。第二,是为了留住。时间留不住,记忆留不住,但是文章或许可能留住。第三,是为了给后生一个参考,留个路标,他们或许会受益。

  新京报:在你看来,70后一代的青春和现在80后、90后的青春有什么区别?

  冯唐:深挖之后,本质没有任何区别。网上的老流氓和邻居的老流氓都能起到教唆我们小朋友的功能。如果说区别,或许80、90后见得面广,70后见得深,见的变化多。

  新京报:你在生活中留给别人的印象都是特别彬彬有礼、谦虚的,但你书中的主人公都是非常叛逆的,生活中的“我”和书中的“我”性格反差为什么会这样大?

  冯唐:或许坏都在书里使用完了吧。

  新京报:北京给你的是一段怎样的记忆?在写作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?

  冯唐:简单说,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,这一点无法改变,即使他们把故宫拆了,后海填了,天坛扒了,也无法改变。

  【谈职业】 多种职业提供写作训练

  新京报:医学的专业背景和麦肯锡的幕僚工作经历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?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?为什么弃医从商?

  冯唐:为什么弃医?第一,死人太多。我做妇科肿瘤,师从沈铿、郎景和,专攻卵巢癌。见到的病人多数癌症晚期,救无可救。当时年轻气盛,觉得自己无用。第二,挣钱太少,过不上基本体面的生活。当时年轻气盛,觉得总得有钱请姑娘吃四菜一汤,让老妈住上有洗手间的房子。至于为什么从商?我有个舅舅,他在解放前上完日本的满蒙军校上国民党的黄埔军校,没跑到台湾,投降了,“文革”时候被打成半死。他告诫我一句话,乱世从军,盛世从商。我当时就听了。

  在医学院,先学大体解剖,再学神经解剖。过了才半年,上第一堂内科学的时候,系主任讲导论,问,你们还记得颅底都有哪些大孔,供哪些大神经大血管通过吗?我们都忘了。系主任讲,我也都忘了。现在再想,整个医学八年,还记得什么。除了认得二月兰和紫花地丁、体温38℃以下不要吃退烧药、阴道出血要排除癌症等等傻子都知道的常识,没记得什么。但是,我记得卵巢癌晚期的病人如何像一堆没柴的柴火一样慢慢熄灭,如何在柴火熄灭几个星期之后,身影还在病房慢慢游荡,还站到秤上,自己称自己的体重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学医的八年是我练习素描人类的八年,是我了解生死的八年。这两点,对于我的世界观和写作至关重要。

  近十年的麦肯锡,有三点对于我的写作贡献巨大:一、巨大的接触面。每周8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,不停地见人,不停地想事儿,不停地讨论,从赌场到烟草到电信设备,从私企老板到外企首代到国企老总,见了好多的行业,好多的人;二、把事儿想清楚。这点是咨询公司赖以糊口的技巧,这种技巧又被分解成多个子技巧。对于所有子技巧,我都被严格训练过;三、把话说明白。这点是咨询公司第二重要的看家本事,这种技巧也被分解成多个子技巧。对于所有这些子技巧,我也都被严格训练过。我的杂文,用麦肯锡的瓶子装古旧中文的酒,浓、酽、聚、升。这些我在其他人的中文杂文中没见过。

  新京报:你想过辞职做专业作家吗?

  冯唐:想过多次,多次放弃。见过太多职业作家写不出来,我怕那种状态。我虚岁四十岁生日的时候,我自己做的决定是,先心里放下,再慢慢肉体放下,不能什么都不干,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忙得像脑袋累得感到类似肌肉的酸痛。大道中庸。

  新京报:你金融行业的从业背景,会不会让你在面对传统作家的时候,有一种优越感?因为除了写作之外,你还有其他的一技之长,并且你不靠稿费也能过上很好的生活。

  冯唐:不会。各有各的苦,各有各的乐。我有了自由写作的经济基础,但是没了自由写作的时间。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清苦、生活简单、有使命感的人,很好的生活是虚的。生活都是虚的。

  【谈70年代作家】 70后作家还没有声音

  新京报:你被称为“70年代文字第一人”。你觉得70后的写作有什么集体特征,你又有哪些特性?

  冯唐:我自己写作的特性,我总结四字如下:淫荡书卷。淫是落花无言,人淡如菊;荡是明月今日,流水前身;书卷是古今中外文理,打鸡骂狗,鸡犬升天。

  真正的文学用来存储不能数字化的人类经验,是用来对抗时间的千古事,总体属阴,大道窄门,需要沉着冷静,甚至一点点没落。文章再红,写字的人上街不需要戴黑墨镜;书再好卖,写字的人进不了《财富》杂志的富人榜。浮躁的媒体和评论中,最没想像力的就是文学媒体和文学评论。雌性写字的,眼睛和鼻子基本分得开,就是美女作家,胸比B罩杯大些,就是胸口写作。雄性写字的,裤带不紧风纪扣不系,就是下半身写作,有房有车有口踏实饭吃,就是富人写作。进一步演化到近两三年,这些名词都懒得想了:1960至1969年生的,就是60后;1970至1979年生的,就是70后;1980至1989年生的,就是80后。文学其实和年纪没有太多关系。如果硬扯文学和年纪的关系,文学是“老流氓”的事业。不可否认天才少年的存在,偶尔嗑药间或高潮,被上帝摸了一把,写出半打好诗半本好小说。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,尽管作家的气质一直在,理解时间,培养见识,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。

  70后基本没有被耽误过。我们成群成队的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,我们依靠学习改变命运,我们学英文学电脑学管理,我们考TOEFL考GRE考GMAT考CPA考CFA,我们去美国去欧洲去新西兰去新加坡去香港,我们会两种以上的领带打法,我们穿西装一定不穿白袜子,我们左擎叉右擎刀明白复式记账投资回报和市场营销,我们惦记美国绿卡移民加拿大,我们买大切诺基买水景大房一定要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,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于是尽情淫荡,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荡起双桨。但70后作家,作为整体,在文学上还没有声音。

  新京报:你刚刚过了四十岁生日,能谈谈四十岁的感受吗?和三十岁,二十岁的不同。

  冯唐:尽管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平均寿命比现在少很多,但是当时的孔丘说的在我身上还适用:四十不惑。现在,困惑很少,想装都装得不像,常常装着装着自己偷着笑出来。但是不惑不等于都能做到,仿佛知道如何游泳不等于会游泳,都能做到,那是另外一个境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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