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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唐对话高晓松

名杂志


万物一起生长

编辑|郑潇潇 采写|本报记者 刘玮 实习生 张娟 摄影|蔡小川
  
  五年前,冯唐推出小说《万物生长》时,高晓松默默记住了这个书名。如今高晓松怀着致敬之意,把自己新的作品辑也命名为《万物生长》,歌词与音符间同样充满了对成长的感慨。
  
  冯唐和高晓松都生长在北京,而今一个长住香港,一个游走在美国中国之间,虽然惺惺相惜,但回到北京聚一起聊天的机会并不多。春天的下午,在冯唐北京后海边一座名为“得舍”的四合院里,两位“老友”坐在海棠树下,喝着茶,海阔天空神聊,有时候像是在互相说话,有时候又像是在给旁人讲故事。

  
  冯唐(左)
  
  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,作家,代表作为长篇小说《万物生长》、《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》等。曾就职于麦肯锡公司,现在某大型集团工作。
  
  

高晓松(右)
  
  音乐人、导演,曾以一曲《同桌的你》名震天下,并先后带动老狼、叶蓓、阿朵、曾轶可等歌手的成名。代表作包括音乐作品集《青春无悔》、小说《写在墙上的脸》、电影《我心飞翔》等。

  北京北京
  
  记忆是现实,写作是超现实
  
  高晓松:冯唐是我惟一主动约见的人,以前从来没有——女生除外啊。我看了他的《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》后,特别喜欢。我当时有辆房车,带酒吧厕所卧室的那种,为了隆重地迎接冯唐,我就把那车停在午门与天安门之间的空地上,夜里,两边的灯光照着还挺好看的,那儿什么都没有,就停了我一房车,车里还摆好了酒,然后冯唐同志就莅临了。哈哈!
  
  冯唐:我上大学时听过晓松的歌嘛!正好引荐的那个作家我们也都认识,然后就一起玩玩呗!
  
  高晓松:不是惯常的那种组很多人的局,其实就我们俩约来聊聊。
  
  冯唐:见面都11点多了。
  
  高晓松:那会儿到现在也有六年了。我新专辑的名字叫《万物生长》,是因为冯唐的《万物生长》给了我很好的感受。以后我可能把冯唐的小说拍成电影,他写的小说特别像东欧电影,看完不冷,很温暖。
  
  冯唐:我音乐舞蹈差得一塌糊涂,不能像晓松那样写歌,但我会写诗。
  
  高晓松:我那时为什么要找冯唐?因为他小说里写了一个事儿,我特感动。他说和一女孩在下过雪的三环路上溜达,看到一流星,女孩说你许个愿吧!他就许了一个愿。等过了十五年,俩人在东四的红焖羊肉—我也去过好几次,一写那儿就挺有感受的—俩人都有家有口了,那女孩问,当时你许了什么愿?他回答说:“我许的愿就是让你一生不得安宁。”我觉得特好,就特别北京男孩。
  
  我对北京的印象,在听觉上更有记忆。站那儿,可以同时听到三个以上学校的下课铃声,铃声还不齐,可能学校的钟不太准,到了那个点就此起彼伏地响。所以小时候不用有表,在睡觉或者干吗,听到哗哗哗的铃声响了,你就知道中午到了。
  
  冯唐:对北京,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几条路:颐和园仿苏堤的那条路;去午门筒子河那边,绕故宫走南边,那条路也挺舒服的,小时候经常在那条路上拉女孩逛。我在27岁之前,除了六次军训,就没出过北京城,所以那个时候的记忆全是关于北京的。现在住香港也快七年了,除了写东西就没地儿想去的,可在北京,就会有那么七八个人想见,我想可能是这个城市才会有的吧。会让我觉得特别亲切的还有,每次回来,刚下飞机会闻到烧煤的味道,空气是特别冷、特别干脆的。现在这个地方就离我小学的操场特近,几乎可看到里面的景色。有时候特别奇怪的是,记忆都是现实,写东西都是超现实,在别的地方这种间隔感好像不是那么强烈。
  
  高晓松:我出国的头一年特高兴,一点儿都不想北京。刚出国的时候,先想起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,我不能看北京和这个圈子的新闻。我老婆买杂志报纸回来,只要翻到有关这圈子的彩页甚至看到上面印有熟人的名字,我就说你快把它拿下去搁桌子底下我再回过头来,要不然就吃不了饭。当有一天,一年半后回来,下了飞机看着这城市的样子都还没觉得怎么好,忽然听见北京老太太在那儿打岔,一下眼泪都快下来了—“打岔”就是,你开一车过去,排气管冒黑烟,老太太就会说:“小伙子,你这车烧煤球的啊⋯⋯”—后来想想,其实乡愁是最基础性的一种情感,比父母儿女比爱情还要基础。就像你对自己的孩子、父母一样,你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,你天天都想离开,等你离开了,刚离开时还特高兴,终于没人唠叨,等到久了,发现原来这东西在你心里其实还是挺多的。
  
  冯唐:其实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这种疏离感在北京才最浓。最开始是离开北京才有疏离感,现在是在北京疏离感最强。
  
  高晓松:也是这城市变得太大了。你看到的东西和你的记忆有很大的区别,你要是不在这儿,想起的东西就是你想起的东西,没有时间的变化。就像你爱的人十五年后在你面前坐着,这爱情就特别怪异,可她要是不在你面前坐着,她就还是当年那个长辫子。
  
  冯唐:这样更残酷。更接近生命本质。
“大牲口”往事
  
  “她要是为你死,我早就为你死了。”
  
  高晓松:我上学那会儿,成绩不是一般的好。我在学校能排进全年级前20名,但我前面的都是保送生,所以高考时我就排最前面去了。在四中考第一,那是“大牲口”,平时我前头有十几个“大牲口”。我们班那时候叫北京四中A1班,年级前50名是A1,前100名A2,前150名A3。依此类推B1、B2、B3。我们有一C班,后来全上北大了。我们班前十名都保送后,高考平均分还超过清华录取线40多分,我们就是一“大牲口”班。
  
  冯唐:我妈最开心就是开家长会,一看我又考了第一,就回家了,是家长里最轻松的。
  
  高晓松:像八十中(冯唐的中学),虽然没四中好,但也是朝阳区最好的中学了。
  
  冯唐:其实就算在学校,每个人也都有自己擅长的内容,徐静蕾也是八十中的。
  
  高晓松:哟,比校友啊!我们四中的校友,从李敖、北岛,到陈凯歌、窦靖童(王菲的长女)、于丹。
  
  冯唐:流氓去泡姑娘说:我不是流氓,我是四中的。
  
  高晓松:好学校都是让周围的坏学校来泡妞的。那会天天有人就堵我们学校门口,男生出来也不敢跟人打架。
  
  冯唐:我没有打过架,也没有早恋,我都是被骚扰的。我初中到高中基本都是自己跟自己玩、自己念书的状态。我哥比我大好多岁,他经常问我你想打谁?我说想了半天没有,不知道打谁,我哥就很郁闷。关于女生,当时就一个问题:不知道可以把她拿来干吗?估计是当时的生理卫生讲得不清楚,我真不知道拿过来能干吗!
  
  高晓松:(乐)所以你就学医了,来研究她们是拿来干吗的!(注:冯唐是协和医科大学妇科博士。)我刚看了一美国电影,说你千万不要嫁给妇科医生,因为他比你还要了解女人的内部结构。我是打架早恋都干。高一的时候,前一天晚上和我当时女朋友分手,她给我一个日记本,记录着她如何如何,最后一篇是绝命书。我就去找我们班主任,班主任也吓傻了,然后再找年级主任,后来又找到校长。那绝命书上还写着:“我要先去我们约会的每个公园都看看。”老师说:“你们都去过哪里啊?”我说:“我们去过北海,地坛公园。”全校老师分头去找,我就去了景山后山,那儿有很多大树坑,里头全是落叶,特别适合早恋。我在那儿叫了两嗓子,后来就回家了。我妈说:“你怎么不上课啊?”我说:“那谁谁谁自杀了!”我妈说:“放屁!她要是为你死,我早就为你死了。”—人家果然没自杀,她在家里。
  
  冯唐:那是你初恋?
  
  高晓松:单相思算不算啊?那要是算那就不是。正经说俩人谈恋爱,那是第一次。我妈也高中谈恋爱啊,我还去过那个叔叔家。

 那些姑娘
  
  小时候,一些事容易接近灵魂
  
  冯唐:我的初恋是我们高中班长。我特别喜欢看唱歌跳舞,觉得女生唱歌跳舞时特好看。那女生初中时就特有名,她是二重唱之一,后来分到我们班,但我们在高中没挑明,我们是一对单相思。不过也不算太亏,我惦记着人家,人家也惦记着我。大学是她说去北大找我玩,我跟那女生定的那天才知道,有俩男生也到我这儿蹭饭来了。通常情况下,有一方走就完了嘛,可俩男生也不走,那女生也不走,这仨人从早上9点半耗耗耗,耗到4点半,我就想,这仨人怎么还不走?后来那俩男生终于走了,我跟她后来继续聊了聊,就说开了,好了。
  
  高晓松:你们俩到现在还有联系?
  
  冯唐:咱们此时喝的这茶叶还是她送的呢!人嘛,彼此没陷害,当时也没说有多么大的恩仇怨恨,何必呢?可能俩人当时都有一些余味吧,都没把招数使尽。你十四五岁遇到一个人,跟你四十五十岁遇到一个人,那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当时就是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,啥都没见过,印象相对深刻一点,然后就一直耗着呗。慢慢你就觉得有些事好像没完,你总想看看有些人随着岁月的流失变成了什么样子。
  
  高晓松:就像是十八岁的时候,窗户漏一缝儿阳光透进来,全是灰尘,可你都不觉得这东西脏,觉得这是滚滚红尘。等你四十岁时,一流星落下来掉你眼前,你就知道这是四氧化三铁组成的陨石,就这么一东西。你没觉得这是一流星。
  
  冯唐:小时候,一些事容易接近灵魂。
  
  高晓松:我不像你那么专情,我所有的作品里都没写过爱情,在所有可写的东西里,爱情是最土的、最不值得歌唱的。如果我写东西要是和爱情有点关系,那也只是成长的一部分。比如说,那时你的同桌不管是谁,你也会那样,不是因为她有多好,主要是因为你小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一最好的男人,她嫁给谁她都后悔,她都哭。这种事儿我想的比较清楚,我比你自私,我想的都是我自己,对面的人都是模糊的。
  
  冯唐:女生十四五岁时,长得再难看的都好看,你说得有一定道理。只要偏巧搭着那根弦、那个时间,这种事是很容易发生的,就和这儿的花儿过几天必然会开一样。
  
  高晓松:还有一种情况,那时主要是年轻,鼻子灵。人身上分泌出的旺盛的气味,你鼻子特灵,就闻得清清楚楚。我高中谈的俩女友都是我们学校最丑的,她俩是铁姐们,这个跟我分手了,那个老来劝,劝着劝着我就跟她好了。就像冯唐说的,不知道谁好看谁不好看,就是味道浓烈。那时也像冯唐说的,也不知道拿来干吗,拿来闻味用,然后就没什么可干的了。
  
  冯唐:我是真的不知道拿来干什么。当时有人在班上课桌里拿来一小条说,怀疑我们班一男孩耍流氓四五十分钟。我当时想,耍流氓要四五十分钟?摸一下耍一分钟不就完了嘛。(笑)
  
  高晓松:我有天上晚自习,我同桌有什么事突然跳起来跑了,我一看椅子上有血,把我吓得大喊:啊!受伤了!我们班长是一女生,走过来说:去!别乱说!我第一次知道这女人这结构是什么样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讲的,就这点事,用了大半夜才给我讲明白。
  
  冯唐:我们当时稍好一点。八十中有很多纺织子弟—当时纺织是出口大户,还有一些小孩是外交部的,老有一些内衣广告、黄色杂志,那就很清楚了,有图嘛,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。
  
  高晓松:我们没那个。我们还看毛片呢!看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质量很差,全是黑白雪花,不知道转录了多少回,就剩下听声儿了。
  
  冯唐:有人看着片儿,想象力特别丰富,说这儿是一个人,那儿是一个什么—真的是这样的。
  
  高晓松:当时我们家有一录像机,天天被人借去翻片。我记得有一个片儿叫《DeepThroat》(深喉),每个人拿一个版本说这是《深喉》,也不知道哪个《深喉》是真的,反正都是被翻录的。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,那会儿真单纯。

人到中年
  
  过了四十,就是有一事儿算一事儿
  
  冯唐:我一直在中年危机。我从很小就中年危机,有一种疏离感,老觉得这世界是虚的,例如拿一张去程和一张回程机票上飞机,我能清清楚楚看到自己坐在回来的飞机上,尽管还是刚去。这一来一去,那中间的东西会有什么意义呢?就觉得这些东西很虚,很假。这日子就过去了。我做医生的那一阵感觉最明显,能看到生命的尽头,那感触非常具体明确,你死了是什么样的。所以转回来,我的理论就是抓紧现在,想干点啥就干点啥,想吃点啥就吃点啥,想喝点啥就喝点啥,不能说把每天当最后一天过,但我凡事都不做两年以上的打算,一般都是一年、半年我想把这事干了,我想把那事干了,差不多以后,闭眼一想,明天死了后悔不后悔?不后悔。
  
  高晓松:我一点都没有中年危机,特别高兴。我最慌张、最不稳定、最没世界观没方法论的时候,还好这社会稳定,没有风浪把我拍到哪儿去了。现在有什么思潮有什么风浪也左右不了我。
  
  其实每个人年轻的时候,“青春”这两字就等于慌张。给了你一切你慌张,让你当总统去你也慌张—怎么都慌张。得到了,不知道值不值,没得到,会想是不是自己亏了?等到了四十岁,就不慌了。
  
  “四十不惑”这四个字,我老以为是说到了四十什么都懂了,等真到了四十岁,发现不是说什么都懂了,而是说所有不明白的事,你根本就不打算再去明白了。年轻的时候老打算去研究、去想想这是一什么事,到了四十岁,你真太幸福了,这事儿有一事儿算一事儿。所以我不但没有中年危机,还喜得掩着被角乐,我跟我老婆说,你千万不要恐慌什么事,说不定老天弄错了。老天爷好不容易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心态,你一睁眼弄错了,这不应该给高晓松的,完了,全白干了。
  
  冯唐:其实,我想给汉语做做贡献,之后写那历史小说也是我第二本书了,写的过程里觉得还有一些贡献可以做。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的,老天认为你是个一本书的作家,你写第二本书也没用。简单地说就是,贡献做了一大半也够了,明天出门被车轧死也不算早夭,该做的都做了,该玩的也都玩了,该体会的也体会了,我就不会太感兴趣了。孔子说:“天下有道,丘不与易也。”
  
  工作上,我也经常想不干了。但有时候是别人推着你走,你说我不干了,那后面一大堆人怎么办?四十多人后面是几百人,几百人后面又是几千人。不能说子孙会有子孙福,别人会有别人命。
  
  高晓松:我特别没责任感,每年给自己定一个挣多少钱的指标。今年一月份的时候,我就跟我老婆说,我今年的指标完成了,这一年的钱我头三十天就挣完了,够我们全家过最好的生活了:不用坐经济舱,也不用吃不爱吃的饭,总之只要你不买房子,生活质量就不会低。
  
  我在全世界没买一个房子,在美国和中国都是租房子,到现在我老婆一家子都是跟我租房子住。一个破房子就够你过好极了的生活。我今年就特别舒服,写写东西。
  
  “姑娘”和“女人”区别
  
  高晓松:我觉得和自己没关系的就是姑娘,有关系的就是女人。
  
  冯唐:我觉得就是懂和不懂的区别。对于“女人”,我的定义就是“懂得太多了”。
  
  高晓松:北京话里很少说“女人”,就说“姑娘”,这姑娘如何如何。和其他地方的姑娘比,北京姑娘比较傻。
  
  冯唐:是比较直接、比较爽吧。看你怎么定义这个“傻”。
  
  高晓松:我觉得北京姑娘大智若愚又有文化,其他地儿的姑娘想大智若愚都不一定能做到。
  
  冯唐:坦诚、阳光。
  
  高晓松:北京姑娘懂得比较多,比较开明。不好给你钻牛角尖,以至于你会觉得她不像外地姑娘那么爱你,所以我身边除了你以外,都没和北京姑娘正经谈过谈恋爱。俩人都很开明的,那还谈什么爱啊!必须得有一方是死乞白赖地闹才有意思。
  
  冯唐:我是比较懒,身边有啥就是啥的,我比较安静的。你走的地儿多,我27岁之前都没出过北京 城。
  
  高晓松:我也不是走的地儿多,我主要是看好看的姑娘比较多。咱俩混的圈子不一样,我们这个圈子里,北京的女的特别少。
  
  若如今再遇见动心的女人
  
  冯唐: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顺其自然。
  
  高晓松:每个女人你往深了接触都会觉得挺好的。我最深接触的就是我老婆,我当然觉得她最好。我没有机会去跟别人往深了接触,没有机会去和别人住三年。
  
  当自己的作品里描绘过其他女人后
  
  高晓松:我老婆会问:这歌是给谁谁写的吧?她是自己先分析(笑),发表过的且不说,就连没发表的都能从电脑里分析出来,这首是想起谁谁谁了,那个又是谁谁谁。我就老跟她说:艺术和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,凡•高一点生活都没有,就谈过半次恋爱。又比如,总不能说为了写作、写剧本就去杀人吧!我是真的这么认为。我不单觉得跟生活无关,跟社会也无关。这只和成长有关。前几天还有记者问,你不觉得你写的东西不深刻?我说我觉得那些东西一点都不深刻,那些和社会有关的摇滚乐,我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深刻的,一百部电影讲同一件事,教堂倒了,人民孤独—ChurchCollapsedPeopleLonely,永远都在说人没了信仰就不能沟通了,这深刻吗?当然了,这些假深刻就是那些伪精英同志们必须抱住的一个东西,作一姿势说,你们都没看见教堂倒了,我看见了。
  
  冯唐:这事儿是这样王老师(注:冯唐的太太)是一朵奇葩,要不然也不可能跟我好这么长时间。我觉得最好的渠道还是理解你最切实的感触,那种感触不存在浅、深、正确、错误,它只是一个渠道。有人说,苦难创造艺术,那是纯瞎掰。“文革”苦不苦?一死就死那么多人。可是有过什么作品?那是不对的,什么都没有。
  
  其实我是一个诗人,我的诗写得很好,很多人不知道。小说能有很多演绎,可能很多成分看了不会觉得太疼,但诗的表达是最直接的,而且可能因为我写诗写得特别好,王老师一读起来就非常痛,所以她就不让我写诗了。我写的《北京北京》她还是看的,那毕竟是写到认识她之前—认识她之后我就改写历史小说了。
  
  女人是很变态的,思维误区比男的多多了。举个例子:你交一男朋友,他从你身边消失了,有三种结局,一种是跟别人跑了,一种是为国捐躯,一种是车祸死了。你会出现不同的感觉,其实结果是一样的。从佛的角度你得把这些看成一样的。干什么去了怎么走的不重要,反正就是没了。而且为什么只能对你有感情呢?其他女的也是女的啊!
  
  高晓松:要是对我没感情那你就别介意我,我都当了一辈子白眼狼了,怎么你就认为这回不是了呢?我老跟我老婆解释说,你不应该妒忌她们,应该她们妒忌你。因为怎么着你都是和我在一起了,每天都能看到我刚出锅的思想,你妒忌人家这不没天理嘛!
  
  如今还会为什么事而发愁?
  
  冯唐:你先说你发愁的,说了让大家乐乐。
  
  高晓松:我老婆比我小很多,我现在唯一发愁的就是,她会不会有一天跟我说:“就因为你,我本来有的理想、梦想都没实现!”我女儿极聪明健康,现在丢外头如鱼得水,特能混,跟我一样,我一点也不担心我女儿。我这么担心我老婆,说明我还挺爱她的。你爱一个人才会去给她琢磨这个事。
  
  我多次询问我老婆,你人生理想是什么啊?你要是真的喜欢衣服、时尚啊,那就太好了,这容易实现。你要是有什么宏大的理想,那就太可怕了,别你到30岁了突然想做居里夫人跟家里支个锅,那可就什么都晚了。我事先会询问她,看看有什么苗头,有的话快让她做去。因为人有一毛病,很多事其实和你身边的事无关,只和其他事有关,但常常又会把这事赖在你身上。比如说你的孤独感、你的疯狂感、你的荒诞感,你赖在人身上,可是要不然赖谁去啊?没的可赖。你只能赖身边那人。
  
  冯唐:我可能是世界观变过来了,现在是逆来顺受无动于衷。我已经意识到了人能改变的东西特别少,当时工作有九个字:不着急,不害怕,不要脸—就这么过来的,你说能有哪些特别害怕的,特别发愁的。如果你两三年前问,我可能还觉得时间不够用,后来一想这只是量上的,不属于质上的。
  
  关于创作,关于技巧
  
  冯唐:有些东西是技巧性的,比如写作,你能感觉到你时间够,你写的再多一点,但实质上是技巧性的东西。就像很多佛教道理似的,很多道理说了你懂,一天就可以说完,但你有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。其实到最后好多做大事的,基本上技巧性的训练特别好。
  
  高晓松:我就觉得音乐是天给的。七大艺术里——电影、雕塑、建筑、舞蹈、绘画、美食、音乐,其他六大都是地球上有的,只有音乐是地球上没有的,所有的音乐都是脑子里来的—你学医的,我学理工的,不就是一碳水化合物吗,说明音乐不是人弄的,是天弄的。所以我现在不追求技巧,我都走到极端去了。有时歌手唱错了,我就直接把那词儿改了,说不定是老天让你这么唱的,弹错的也是这样。我觉得挺有意思,后来做出来大家也觉得挺好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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